未来十年中国应努力避免的两个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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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刀刃上跳舞的说法来自哈罗德的“刀刃生长”。根据哈罗德的增长模型，为了使一个经济体保持稳定的增长路径，其经济增长率必须等于保证经济增长率(即储蓄增长率等于投资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即人口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之和)。由于上述三个增长率同时相等的概率很低，所以这条幸运而稳定的增长道路就像是在刀刃上行走。努力不足或过度将导致经济增长路径偏离均衡。然而，一旦偏离平衡，经济增长就会从刀刃上滑落，离平衡越来越远。

舞动在刀刃上的中国品牌网络新闻，来自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的刀刃增长。根据哈罗德的增长模型，为了使一个经济体保持稳定的增长路径，其经济增长率必须等于保证经济增长率(即储蓄增长率等于投资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即人口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之和)。由于上述三个增长率同时相等的概率很低，所以这条幸运而稳定的增长道路就像是在刀刃上行走。努力不足或过度将导致经济增长路径偏离均衡。然而，一旦偏离平衡，经济增长就会从刀刃上滑落，离平衡越来越远。

使用这个类比的原因是作者对中国的长期增长前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1979年到2011年的33年间，中国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9.9%，而年均消费物价指数增长率仅为5.6%。持续的高增长和低通胀使中国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这种增长率能够持续下去，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即将到来的美国。至于具体的时间点，对于2020年、2025年和2030年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请注意，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前提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能够持续。此外，必须指出，即使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只有美国的六分之一左右。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理由自满。此外，作者认为中国未来十年的经济增长就像是走在刀刃上，一个陷阱在刀刃的左边，一个在刀刃的右边。然而，一旦陷入这些陷阱，中国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可能会戛然而止。

日本陷阱

其中一个陷阱可以说是日本式的陷阱，其核心特征是泡沫经济+人口老龄化。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经济在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产生了双重泡沫。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两次泡沫破裂后，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衰退。在日本政府竭尽全力帮助金融机构、企业和家庭以零利率和高政府债务为代价修复资产负债表之后，人口老龄化出乎意料地到来，导致日本经济增长缓慢。在泡沫经济破灭和人口严重老龄化的双重打击下，日本经济经历了失去的三十年。2011年3月，日本受到地震、海啸和核泄漏三位一体危机的重创。如果日本政府不采取非常措施，他们可能会再次站在下一个失去的十年的门槛上。

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7.2万亿元，2011年底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85.2万亿元，这意味着中国M2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81%，远远高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中国目前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美国的五分之二，但中国的M2总额比美国高几万亿美元。尽管中国是一个以间接银行融资为主体的国家，其融资结构与美国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仍然表明中国经济高度货币化。

为什么中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如此之高，但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出现严重的资产价格泡沫？原因之一是中国政府过去一直控制住通胀，居民对通胀的预期较低，愿意将钱存在银行。第二个原因是中国居民的投资渠道非常有限。资本账户仍在控制之中，导致居民只能在中国实现投资组合多元化，而国内金融市场发展不足抑制了居民的投资渠道。然而，尽管如此，2007年中国上证综指飙升至6000点以上。2006年至2007年和2009年至2010年，中国房地产市场也经历了两轮价格上涨。

未来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和消费物价指数(CPI)的平均组合增长率可能会从过去10年的10.5%+2.5%变为8%+5%。如果出现管理不善或外部冲击，通胀压力可能会更大。居民通胀预期的变化可能导致居民资产分布的变化，即大量资金从银行存款市场流向风险资产市场，如股票市场和住房市场。如果处理不当，中国的股市或楼市可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资产价格泡沫。

许多人将日本的泡沫经济归因于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对美元的大幅升值。这实际上是对日本教训的误读。日本泡沫经济的真正原因是《广场协议》签署后日本政府长期实施的超宽松货币政策。相比之下，中国过去10年的货币政策总体上相当宽松。从2012年1月到2011年12月的10年间，居民实际存款利率为负的时期正好是一半。特别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全面放松了人民币信贷。本轮信贷热潮催生了由地方投融资平台推动的基础设施建设热潮，这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带来新一轮银行不良资产的增加。

在经济货币水平已经如此之高的背景下，如果一个人不警惕宽松货币政策的危害，并在经济增长率下降或新的外部不利影响出现时再次反应过度，那么等待中国经济的很可能是一场资产价格泡沫盛宴。一旦盛宴结束，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也可能耗尽。

更严重的是，如果中国存在资产价格泡沫，资产价格泡沫的破裂很可能与人口老龄化的拐点重合。自2007年以来，中国沿海劳动力成本开始大幅上升，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红利开始下降。尽管业内仍有争议，但大多数学者的共识是，2015年后中国人口老龄化将显著加快。当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时，日本已经进入了高收入国家的产业。对中国来说，它可能会陷入先老后富的怪圈。如果出现不利情况，中国经济可能会受到人均收入约5000美元的泡沫经济的冲击。

一旦泡沫经济的破裂摧毁了金融机构、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政府必须花费大量资源来修复这些资产负债表，这意味着私人部门债务将转化为政府债务。然而，一旦人口老龄化加剧，中国经济增长所依赖的高储蓄、高投资的发展模式将变得不可持续。老龄化将导致收入增长缓慢，消费增长缺乏动力，甚至整个经济和社会缺乏活力。

然而，一旦中国经济受到泡沫经济和人口老龄化的双重打击，中国的人均收入将停滞不前。这意味着中国将同时陷入另一个陷阱，即拉美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

拉丁美洲陷阱

2012年4月2日是英阿战争30周年。尽管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仍在重申阿根廷对福克兰群岛的主权，并敦促英国就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举行谈判。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太多类似的争端，我们都知道这种要求通常都是徒劳的。尽管英国不再是一个全能的帝国，但即使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权力似乎也是正确的。事实上，阿根廷是我们星球上最不幸的国家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13年，阿根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90美元，约为英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75%，远高于日本的332美元(以上数字均以1965年美元价格为基础)。然而，到2011年，阿根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9138美元，仅为英国的25%，日本的21%。不难看出，一个世纪后，阿根廷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地位大幅下降。政治尴尬自然与经济衰退密切相关。

阿根廷只是大多数拉美国家的缩影。1960年，拉丁美洲的巴西和阿根廷以及东亚的韩国、台湾和新加坡都是中等收入经济体。50年后，韩国、台湾和新加坡成功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而巴西和阿根廷仍停留在中等收入经济体的行列。世界银行的《中国2030年展望》报告最近指出，在过去50年里，只有13个国家或地区成功地从中等收入经济体向高收入经济体转型(有趣的是，希腊也在其中！)，1960年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大多数国家或地区今天仍然如此。这种现象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由于拉丁美洲国家在这方面表现特别好，拉丁美洲陷阱已成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同义词。

从经济角度来看，拉美陷阱的症状是，当由低成本劳动年龄劳动力构成的人口红利和由资本短缺构成的收益红利逐渐消失，当明显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的国家科技水平的追赶效应耗尽时， 由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不鼓励个人和企业的创新，以及教育和科技研发缺乏创新，该国失去了持续经济增长的引擎(通常由人力资本或全要素生产率驱动)。 潜在增长率的长期下降导致这些国家与韩国、台湾和新加坡等东亚经济体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

从社会角度来看，拉美陷阱的症状是社会资源被少数精英集团控制，政府和精英集团之间的联盟巩固了这一模式。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从草根走向精英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就形象而言，社会阶层的固化导致了从草根阶层到精英阶层的阶梯的消失。由于担心熊彼特所谓的创造性破坏会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精英集团没有动力做出重大改变。随着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的前景变得渺茫，草根阶层也没有积累人力资本的动力。换句话说，这种固化的社会模式的特点是自我强化。

从政治角度来看，拉丁美洲陷阱的症状是，历届政府为取悦选民而实施的不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导致拉丁美洲地区不断经历周期性经济危机。在一个有全国选举的民主社会里，一个政党如果想赢得更多的选票，就必须向公众做出令人愉快的承诺。然而，政府与精英群体结盟的现实意味着政府不能通过大规模转移支付政策将精英群体的利益转移给公众。为了实现眼前的承诺，新当选的政府只能通过政府借贷来提高公共福利。当政府债务升至不可持续的水平时，政府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宣布主权债务违约，要么通过制造通胀蒸发债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一直在恶性通胀和主权债务危机之间循环往复，从而耗尽了持续经济增长的动力。

尽管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里实现了近10%的年均增长率，但过去的成功并不一定意味着未来仍然是平稳的。事实上，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应对，中国仍有可能重复拉美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

首先，从经济角度来看，中国过去的出口导向型和投资导向型增长模式不再具有活力。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廉价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潜力的下降导致劳动力成本显著增加。再加上国内要素价格改革、环境保护和人民币升值，以及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依靠廉价商品出口来推动经济增长已不再是可持续的。目前，中国的投资率接近50%，制造业和基础设施行业都存在产能过剩，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会继续依赖高投资。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迫切需要从出口和投资驱动转变为国内消费驱动。然而，增长模式的转变必须以国民收入分配改革为前提，打破国有企业在若干服务部门的垄断和要素价格的市场化。然而，由于利益集团(尤其是国有企业和政府)的强烈反对，结构转型的前景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其次，从社会角度来看，社会阶层的整合也是中国面临的一大挑战。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农村地区的年轻人一旦被大学录取，就有可能跳出龙门，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整个家庭的生活。他们也在课堂上完成了转变，也就是说，知识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然而，目前，来自农村地区的年轻人一旦被大学录取，将首先对高昂的学费感到茫然。四年的学习生活可能会让他们的家庭背负沉重的债务。第二，一旦毕业，他们可能面临失业的威胁，甚至导致家庭经济破产。在这样一个父亲争夺战的时代，不确定性和焦虑可能会使来自平民家庭的青少年失去投资教育和培训等人力资本的动力。然而，一旦社会中的大多数年轻人对未来充满焦虑，对社会不公充满怨恨，对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阶级过渡失去希望，社会动荡就可能随之而来。年轻人的愤怒实际上是中东和北非动乱以及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导火索。

第三，从政治角度来看，正如吴敬琏先生指出的，中国也面临裙带资本主义的威胁。渐进式改革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催生了一批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从现有的半行政半市场模式中获益匪浅，从而阻碍了下一轮改革。如果中国政府不能克服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实现从既得利益集团向公众的福利转移，那么通过提高公众福利水平来实现从经济增长方式向国内消费的驱动力的努力就可能成为一种幻想。例如，在过去，我们没有改变分发蛋糕的方式，而是把蛋糕做得更大，以改善各方的福利。然而，现在的挑战是，如果蛋糕分配方法不改变(即更公平的分配)，蛋糕将难以继续增长。当然，政府也可以通过短期借贷或通货膨胀来做大蛋糕，但政府在未来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总之，中国未来的改革不再是一场快乐的渐进式改革，而是必须进入几喜几忧的股改阶段。如果中国政府不能克服利益集团的阻力，在国民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方面变得更加公平，中国经济可能会失去持续增长的势头，社会和政治改革可能会停滞不前。拉美陷阱并不遥远。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它，并尽力避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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