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瑞龙:改革受阻于权力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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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1月13日，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奖典礼在深圳举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瑞龙出席并致辞。

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和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5)颁奖仪式于11月13日在深圳举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瑞龙出席并致辞。

以下是这次演讲的文字记录:

杨瑞龙:增长的下行压力和改革有什么关系？有些人说，经济衰退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会给改革带来更大的动力，而另一些人则说不是。为什么改革如此困难？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改革动机的问题。改革之所以在过去30年里取得了成效，是因为我们为改革注入了巨大的动力。

一般经济逻辑认为，政府主导的市场化进程使改革遇到障碍。当中国今天谈论改革时，我们经常有不同的看法，说我们在过去30年里取得了良好的增长。另一种观点认为是一盆脏水，包括腐败、污染等。例如，财政分权导致地方政府和企业相互勾结，从而产生了势头。在下一阶段的改革中，如何在重建治理框架的同时防止腐败并为改革注入动力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在打破政府与企业原有关系的前提下，如果市场机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么毫无疑问，改革将遵循原有的路线。另一条线是市场的完善，所以市场的完善就是要素市场和文化市场的形成问题。那么他们都需要为改革注入新的动力。也就是说，在政府和企业之间特殊的政治和商业关系破裂之后，我们为改革注入任何动力尤其重要。如果我们想让市场经济发挥决定性作用，我们就应该逐步走向地方政府主导的改革，走向企业主导的改革。

回顾过去30年的改革，我们可以看到，如果顶层设计没有主要的创新动力，那么顶层设计只是一幅挂在墙上的画。因此，在当前的改革中，除了有一个顶层的设计方案，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塑一个能够进一步区分市场化制度创新的机制。因此，重塑改革动力非常重要。没有这种动力，虽然我们谈得很好，但改革不能继续。

面对这样的下行压力，虽然中国的货币政策有许多负面影响，但我们必须推出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应对当前的经济低迷。从中长期来看，没有必要对中国经济非常悲观。我记得林毅夫教授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经济未来的文章。我们同意许多观点。就中国经济的内生因素而言，它们足以支撑中国未来的长期经济增长。未来20-30年，中国有可能保持6%-7%的增长。问题是，从中期和长期来看，刺激和调动增长因素需要改革。没有改革就没有城市化。因为城市化的背后是土地制度的改革、社会保障的重建等等。结构调整的背后肯定是制度激励机制的重构。因此，中国的长期增长是非常有希望的，但这种希望在于改革。这场改革的动机在哪里？在微观层面和基层层面，我们完全可以迎来中国改革的第二次高潮。

如果确定市场化是我们的改革目标，从改革的角度来看，还有一系列的事情需要改变。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想要改变，我们想要改变什么，而在于我们为什么不改变我们认为我们想要改变的地方。或者，这是一个回到我们的核心改革运动和如何重塑改革运动的问题？

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解放思想；第二，通过对外开放进一步推进改革。第三，保护微观主体的自主创新能力。过去30年的大部分改革成果都是由以下方面创造的，因此我们将在新阶段对以下方面创造的新知识产权给予相当大的保护。如果这样的改革动力被释放，改革就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