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为什么我们的市场经济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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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肤浅的描述性回答是这样的:中国商人、统计数据显然无法抵挡各级官员的掠夺之手，因此中国没有健康的市场经济。我想许多读者会立即反驳说，官员，而不是商人，应该为此负责。事实上，正如市场均衡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一样，腐败在中国社会的蔓延也是如此。 我在香港大学教书时，申请了一个观察和研究东亚中国社会和具有儒家文化传统的企业家群体的项目，并写了一些文章总结我的经验。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那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mainland China没有大型私营企业。大约在1994年以后，邓小平南方之行的政治效果不仅逐渐获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而且也获得了私营经济的道德上的合法性，从而使商人在道德上与官员成为朋友。当然，按照惯例，合法性总是自上而下赋予的。因此，商人的道德合法性也意味着官员降低了他们的道德标准。以2003年的宏观调控为界，民营经济的形势发生了逆转并延续至今。所谓的中国经济奇迹大约有10年的政治和道德准备，10年的逆转，以及10年的私营经济合法发展。

继续介绍我的创业研究项目。一般来说，创业有三个要素:奉献、合作和创新。与西方社会的企业家精神相比，中国商人有第四个因素，我称之为拯救世界情结。在我的观察中，在中国社会的商人有了足够大的规模之后，统计显示他们倾向于承担拯救国家和世界的社会责任。学术界对这种现象有多种解释，其中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儒家文化传统中缺乏宗教精神。因此，属于上帝的人和属于凯撒的人必然会混淆，因此，工商界的凯撒必须追求上帝的领域。

从经验的角度来看，凯撒在私营经济中，像其他中国人一样，遭受了两代人教育的失败。我写过许多描写中国教育失败的文章，但没有一篇像新党史派领袖高华的文章那样透彻。在高华的选集《历史的云》中，有一篇他提交给香港五四运动和中国现代教育会议的论文，“共产党从五四运动的教育遗产中选择了什么？延安教育政策与实践述评。高华的教育思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把中国近代教育的失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苏区革命教育和40年代的延安功利主义教育。苏区和延安的教育是为革命战争服务的。因此，培养干部和发动群众是教育的两项基本任务。结果，革命教育演变成干部的思想整风运动和群众的文化扫盲运动(逐渐演变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教育思想)。这两个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脉相承的运动，往往会摧毁或忘记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观。结合高华的文章和刘玉在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的博士论文，我们对中国教育失败有了更广泛和更深刻的历史描述。

遭受这种教育失败，在1994年至2004年期间具有政治和道德合法性的私营企业家及其企业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只要他们有足够的商业规模和经济影响力，如何面对政府。这也是中国两千年来皇权和士绅权相互依存和斗争的权力格局的延续。

我在《中国问题》的序言中引用了鲁迅的话，如何解释娜拉出走后中国人的困境。当然，这种解释首先适用于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一方面，你有当地乡绅的身份，你被认为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你应该从政府官员那里购买自由，并为你的行业寻求持续的政治保护。在这两种强大的外部力量的影响下，你原本缺乏宗教精神，因此你天生虚弱和无助，所以你很容易屈服于外部力量。你开始学习胡雪岩等红顶商人的传记，你开始练习书法，你参加了企业家中国研究班-& hellip；& hellip简而言之，你应该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儒商。然而，你忘记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现代中国的政府不再是传统的政府。它确实已经演变成一个由像公众一样追求个人利益的人组成的现代政府。此外，传统儒商的本土中国宗法社会早已被革命卷走。请记住，革命教育的后果之一是两代中国人不再对传统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有根深蒂固的亲和力。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群中国人的政府官员为什么要维持儒商与政府之间的传统关系？因此，现代政府的腐败在我们周围猖獗，这被两位著名的西方经济学家概括为掠夺之手。在中国悠久的官僚政治传统中，官员和人民之间的利益之争更多地表现为赤裸裸的腐败。

中国市场经济的症状在于缺乏独立和自由的企业家。这是文化传统的缺陷吗？还是政治体系有缺陷？让读者自己思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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